一个湮没的远古王朝

整整一百年前，一个疟疾患者的偶然发现，揭开了中华民族一段已经湮没的远古文明的面纱；一百年过去了，从甲骨文的发现到殷墟的发现，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懈探寻，终于向世界再现了中华民族——

大概只有到今天，人们才更多地意识到，100年前的这个偶然的发现，对中华民族文化史的意义。

1899年的一天，北京城里的国子监祭酒兼团练大臣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开出的中药中有一味叫龙骨的药，一种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牛骨。出于好奇，王懿荣拿起龙骨上下打量，发现骨上竟然隐隐约约刻有字迹，心中不由一动：这几片龙骨怎么刻着文字呢？素有考古癖好且是金石学家的王懿荣，经过仔细考证，意识到“龙骨”上刻的是远古时代的一种文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甲骨文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也许，王懿荣并没有预感他的偶然发现，为再现一段古老的华夏文明埋下了伏笔。甲骨文就像一位深邃的智者，默默地从远古走到现代，用博大的胸怀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发掘、研究。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古文字，它的再见天日，很快引起了全世界考古界的震动和关注。

其实，甲骨文并不是到1899年才出土的。很早的时候，安阳小屯村的村民耕田时，经常挖出一些古老的带字的龟甲和兽骨，但谁也不晓得它的价值。甲骨有的作肥料，有的填塞枯井，有的磨成粉末，作治疗破伤的刀尖药，也有的作为“龙骨”成批卖给中药铺。

不幸的是，最先发现和研究甲骨的王懿荣和甲骨只有不到一年的缘份。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自尽。他辛勤搜集的上千片“龙骨”，第二年由其子全部卖给了刘鹗。

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素有“奇人”称号。在八国联军洗劫中国的庚子变乱中，北京城里许多大人物，无不惴惴然忧虑自家性命，他却以一个小小的候补知府挺身而出，办了几件有益社会的事情。他的小说《老残游记》就是在此之后写的。刘鹗从1901年便开始搜集甲骨，到了1903年，共收购到5000多片刻辞甲骨。这年十月，他从自藏的数千片甲骨中，挑选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著录商代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刘鹗在自序中指出，甲骨文是“殷人的刀笔文字”。朴学大师瑞安孙诒让看到《铁云藏龟》之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左上“羽”下“白”右“元”)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绎，乃略通其文字。”1904年遂撰《契文举例》二卷，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为后来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早期另一位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大家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是一位满清遗老，曾依附溥仪“满洲国”傀儡政权。但罗氏治学确有一套本领，尤其长于考古，具备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兼通各种古物。1906年，他移居北京，便开始搜集甲骨文。他财力雄厚，搜集甲骨文不遗余力，所获甚丰，共收集到甲骨二万多片。从1913年开始，罗从所藏甲骨中选出数千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等六部书，为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1915年春天，罗振玉亲自到安阳小屯了解甲骨出土情况，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到殷墟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他提出小屯不单是出甲骨文的地点，而且还是殷代的都城，是西汉以来史书所说的殷墟。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地跨洹河两岸。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纣王）亡国，经历了8代12王，计273年，均以此为都城。殷王朝灭亡后，殷都成了废墟，被湮埋在地下。在20世纪以前，其确切的地点及范围，众说纷纭而无法确认。甲骨文的发现就象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紧闭几千年的上古文化大门，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绚丽多彩的殷商文化。殷墟的发现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提高了我国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是对当时疑古之风的有力反驳。

在甲骨文研究的初期阶段，成绩卓著的要算王国维（号观堂）。他从甲骨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先王的名称、世系和《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作了对照，发现《殷本纪》中的先公先王之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卜辞中，从而证明司马迁作的《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王国维还纠正了《殷本纪》在帝王、世系、称号的一些舛误。郭沫若在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时曾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甲骨文的发现，也引起外国人的注意，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搜购。

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是最早搜集甲骨的外国人。另一位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在1914年春得知甲骨出在小屯村后，就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徘徊于洹水南岸，一方面他亲自到殷墟向农民收购出土的甲骨，另一方面又通过古董商收买。到1926年，他购得的甲骨，已达三万五千多片。

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等也很早就搜集甲骨。据不完全统计，散失在日本的甲骨有一万多片。

从1899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文达十万片左右，这些非科学的发掘旨在挖取甲骨，对甲骨埋藏的情况及周围的遗迹全然不顾，所以与甲骨同出的器物往往毁掉。殷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可以说是“所得者一，所损失千矣”。

在近代西方考古学的影响下，发掘殷墟成为当时具有先进学术思想的学者们的迫切要求。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院长领导下，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考古组，对殷墟进行发掘。

这年8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先派编辑员董作宾到安阳小屯村调查近年甲骨出土情形。董氏调查后，认为甲骨文字并未挖完，有继续发掘的价值。这年10月，董作宾在试掘过程中，得古器物十余种，甲骨文字784版。随后蔡元培先生聘请受过近代考古学培训、留学归来的李济任考古组长。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从1928年10月发掘殷墟，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止，十年间进行了十五次发掘。

在殷墟发掘的初期，主要是寻找甲骨，通过多次发掘，在小屯村、侯家庄等地共发掘甲骨文二万四千九百多片。这些通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有较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如在小屯村东北地发现的“大龟四版”、“E16坑”以及侯家庄南的“大龟七版”等，在甲骨学的研究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36年，在小屯村东北地发掘的127坑，共出刻字甲骨17000多片，这些甲骨文都是武丁时代的，卜辞内容丰富，对甲骨学和商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资料。

随着后来挖掘工作的深入全面展开，不仅获得大量的铜、石、玉器等遗物，还发现了殷王宫室基址，殷陵和宗庙建筑，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是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的两位甲骨学大家。他们的研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与罗、王并称“四堂”先生。

董作宾最大的特点是他本身是考古学家，经常参加野外发掘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在1933年提出的十个标准，五个时期的分期断代方法，为后来研究甲骨分期断代打下了系统的基础，对甲骨文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郭沫若从旅居日本与甲骨文打交道起，直到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兴趣从未衰减。运用甲骨文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是郭沫若首先开创的。从1929年起，他陆续出版了许多关于甲骨文和古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给甲骨文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给甲骨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前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抗战期间，日本人组织所谓“调查团”和“研究班”在华北、东北一带考古，大量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殷墟在流血，甲骨在哀叹。

新中国建立后，中断多年的殷墟发掘工作迅速得到恢复。1950年春季，考古研究所在武官村北地和四盘磨等地进行了发掘。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安阳考古发掘队。1961年殷墟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有计划地进行发掘和研究。

1972年，安阳小屯村的一位社员在村南公路旁的小沟取土，发现黄土中有一些卜骨碎片，其中6片有刻辞，他立即报告安阳考古发掘队。在后来的发掘中，共发现甲骨5041片，这是解放后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最多的一次。

197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小屯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殷代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即殷墟五号墓——“妇好”墓，这是解放后又一次重大发现。

自1928年以来，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70多年，特别是近期的收获尤为可观，发现了商代的57处宫殿遗址及王陵区、贵族墓区，平民墓区，祭祀区，制铜场，制陶场，制骨器场等，据田野考古发掘，殷墟的范围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在洹河南岸，大体上以商代王宫（今小屯村附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手工业作坊，居民点和墓葬等等；在洹河北岸，以王陵（今武官村、侯家庄一带）为中心，有商王及贵族的陵墓和数以千计的屠杀奴隶祭祀坑，周围也有商代的聚落和平民的墓葬，显示了不同阶级不同待遇的悬殊地位。